读书心得

姒吉霞

【题记】

给孩子最好的教育，就是给他最好的人生。

——芬兰前总理  阿赫

    【前言】

芬兰，这个有着“千湖之国”美誉的北欧小国，教育已然成为其在全球最炙手可热的品牌。芬兰的教育体制是全球最均衡、学生成绩落差最小的；芬兰的学生是全球课时最少、课后复习时间最短、假期最长的；芬兰的中学生被“国际经济合作发展组织”评价为整体表现全球第一。世界各国教育机构竞相来到芬兰汲取“教育第一”的经验，芬兰教育已然领跑世界。

作为教育领域的从业人员，在阅读《芬兰教育全球第一的秘密》这本书时，不由得将我们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与芬兰做对比，不由得思考，我们距离“最好的教育”有多远……

【正文】

一. 闲暇，灵魂静放的时刻

芬兰中小学生上课时数，是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至2012年共有34个成员国）评比成员中相对较少的。意大利、荷兰两国7至14岁间的学生，一年的平均上课时数超过8000个小时，而芬兰学生竟只有5400个小时，不到他们的7成。此外，芬兰中学生平均每周会花上超过四小时以上读书的是20.4%，而美国学生则是50.8%。芬兰中学生每周在下课后平均会花时间练习4小时以上数学的只有2%，而美国这一数据却是芬兰的7倍，高达14%。但成果显示，芬兰中学生的数学平均表现并不比亚洲国家差，更不用说超越美国了。

……

在芬兰，基础教育中学的授课时数，最少为每周30个小时，最多不能超过35个小时，从来没有必要留到晚上七、八点钟，也没有周末要去上学的私立学校。

……

在一次芬兰教育的国际研讨会中，日本教育界人士忧心忡忡地说：“你们暑假放了两个半月，对我们来说，真的太长了，不可能仿效，因为我们只要一放超过两个星期的假，学校就会开始担心孩子们无法收心念书了。”有趣的是，当时芬兰地方政府的教育官员回答说：“法国一度就是担心孩子周末放两天假会玩疯了，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周六还要上学。”全场一片抿嘴的微笑。

——《芬兰教育全球第一的秘密》

看到这段文字，会有什么感想呢？呵呵，我们和法国一样，担心孩子周末放两天假心就野了，所以，我们周六也上课，有的地方甚至一周只休半天或一个月休一天；我们也放两个月的暑假给学生，但不管教育主管部门如何三令五申，学校总是能“道高一丈”的想尽一切办法补课，让学生的假期大大的缩水。

我们害怕学生“闲着”，我们希望把学生的每一个时间段都给他安排的满满的，因为一旦放任，学生就不知道做什么去了。学生的一天从早操开始，到下午自习结束，每一节课教室里都有教师，或上课，或辅导。学生在校的时间，真正实现了“无缝焊接”。

北京师范大学的肖川教授曾经在自己的文章里提及 “空闲”的重要性。闲着，才会遐想；闲着，才有雅致。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确实是需要一些时间 “闲着”的。

18世纪时期的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曾经比较客观的论述了闲暇。他认为，闲暇是一个好东西,也是一个坏东西。对于大多数的凡夫俗子来说，闲暇确实就是“无所事事,无聊烦闷”,只会造就一个“无用的家伙”，此般“愚不可耐的人总是害怕空闲，害怕空闲带给自己的无聊，所以总是给自己找些低级趣味的游戏，给自己一点暂时的快感”。而对于生活的智者，闲暇则是上帝赐予的礼物，是“人生的精华”，是“每一个人的生命存在开出的花朵,或者毋宁说是果实”，他们的心灵因之无止境地展开，而这恰为人生的至善。在叔本华笔下,闲暇就像一盆沃土，至于开什么花、结什么果,关键在于撒下什么样的种子。叔本华眼中的闲暇是中性的，可取之处是可以为幸福人生提供一种可能。

而真正把闲暇与人生乃至文化之关系讲得系统而透彻的，是德国20世纪的哲学家约瑟夫·皮珀。在《闲暇：文化的基础》一书中，皮珀赋予了闲暇一种哲学的意味，意指一种独特的心灵状态，并视之为人类文化的基础和源泉。对于皮珀，我们较为陌生，在欧美他却以哲人、作家和神学家的身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他的这本不起眼的薄薄的小册子最早出版于1948年，至今已再版十多次，被称为“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从托马斯·阿奎那到约翰·亨利·纽曼，皮珀在此书中博引旁征、娓娓道来，把闲暇竟然说得高贵、可爱，令人神往。

皮珀笔下的闲暇，并非我们的工间休息、黄金周、小长假，而是一种独特的精神现象和灵魂状态，此种现象和状态在西方文化中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的先哲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甚至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围绕着一个枢纽在旋转，这个枢纽就是闲暇”。 皮珀认为，正是灵魂静静开放的短暂片刻，成为我们“理解整个世界及其最深邃之本质的契机”。闲暇是心灵的拯救，无意间也成为文化的基础和源头，因为，“我们对许多伟大真知灼见的获得，往往正是处在闲暇之时”。

那么，我们有“闲暇”吗 ？我们有“灵魂静放”的时刻吗？

有人用“两眼一睁，忙到熄灯”来概括老师一天的作息时间，一位县中的校长坦言，我们就是要胸怀素质教育的目标，走应试教育之路。有的校长认为，现在就是“高考考知识，社会考能力，先让学生上了大学再说吧”。

——《反思中国教育》

其实，大多数毕业班教师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没有周末，没有休假。教育的理想、理想的教育都是那么的遥不可及。忙碌是生活的唯一节奏，周而复始的上课、讲题、命题、阅卷……满脑子充斥的都是学生的分数，校内的纵向梳理，校际间的横向对比，有几个能上北大、清华，有几个可以自主招生……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们哪里来的闲暇？！

县中的高考升学率如此之高，很大程度上是牺牲学生的休息时间，大打时间战、在题海中死拼的结果，更有人尖刻地将县中称为扼杀学生全面发展的“文明的监狱”。

——《反思中国教育》

和中国的孩子们相比，芬兰的孩子俨然是在天堂。中国的学生身在“文明的监狱”中，埋首于各种各样的教辅资料，奋战在永无止尽的试卷里，怎么可能有“闲暇”？！而没有心灵的闲适与自由，自然也就不可能拥有面对人生的深刻与从容。

二.把培养正常的人当做一种成就

“平等、品质、公平”是芬兰教育中不断强调的。人人都应赋予相同的机会，但从不强调要赢在起跑线上！因为那只是跑百米的冲刺，而不是真实人生的马拉松；况且，谁要是在马拉松的起跑点上就争先要赢，那通常是最后的输家。

所有来到芬兰的考察者发现，芬兰没有所谓的“资优班”（类似于我们的快班、实验班），孩子满七岁才入学，学校没有制服、没有督学、毫不标榜精英培养、考试次数不多、学校不做排名、老师不作绩效考核等等。

——《芬兰教育全球第一的秘密》

老子云：不尚贤，使民不争。芬兰的教育思想倒是和道家思想有些吻合呢。

人生究竟是一场马拉松长跑，还是一场只在乎赢在起跑点的百米冲刺？“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是所有中国人耳熟能详并身体力行的一句广告语。国人不但在孩子的饮食健康上“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更是在孩子的智力开发上想尽一切办法的折腾，致力于让自己的孩子全方位领跑。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教育机构更是推波助澜，辅导班、兴趣班铺天盖地，家长带着孩子辗转于学校和各种兴趣班、辅导班之间，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可是，真实的人生却是一场马拉松，赢在起跑线上的孩子，不一定能够领跑人生，还更有可能是最后的输家。

芬兰教育一心想的，是不让一个孩子落后，尽力帮助每个孩子找到自己最适当的位置，拥有完整丰富的人生，而且她做到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中的一句话，把培养正常的人当做一种成就，而宇宙就是用来支持这种成就的。陶行知先生倡言，教育的最高目的不是培养人上人，也不是培养人下人，而是要培养人中人。

——《教育的使命与责任》

把培养正常的人当做一种成就。说的实在是太好了！我们教育的根本目的不就应该如此么？其实，绝大多数人是、且只是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一份子，作为教育者，为人父母者都必须正视这一点。我们需要引导我们的学生、指导我们的孩子掌握在这个社会立足的基本能力，让他们健康而快乐的生活！把培养正常的人当做一种成就。

只是，芬兰教育中怎么会没有评价呢？和我们太不一样了。

新课改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改变教育评价机制。评价标准怎样改变，会有利于对教师的排名定位？评价标准怎样制定，会使学校有一个刚性的标准来衡量老师和学生的优劣？评价环节怎样设计，会让各个层次的教师和学生都没有异议？我们在绞尽脑汁的想着怎么评价，芬兰教育却没有评价，不但没有，而且相当排斥。然而，没有评价机制的芬兰教育已然领跑全球，成就斐然。

这么多年来，我们教育领域里的教改经验层出不穷，你方唱罢我登场：杜郎口，杨思，衡水，等等等等。我们忙着推出各种新的方式，我们急着拿出各种成果，可是，我们又眼睁睁的看着我们悖离教育的真谛越来越远……

三．“怎么都一样”的教育公平

芬兰教育，怎么都一样。

我所说的一样，是城乡差距小的一样。

我所说的一样，是教育资源共享情形相同的一样。

我所说的一样，是各地校舍与建筑品质优良状况相同的一样。

我所说的一样，是学校与地方图书馆分布、藏书丰富情形相似的一样。

我所说的一样，是不论你我的出身和家庭、绝对保障享有高水平基础教育的一样。

……

要能真正落实这一切，的确非常不容易。

——《芬兰教育全球第一的秘密》

这段文字所表述的“一样”真是让人钦慕不已。近年来一直为国人所关注的教育公平，芬兰俨然已经实现。

教育公平被视作是最大的社会公平，也被视作是实现社会公平的起点和基石。因为其他领域的不公，或能伤害人于一时；而教育领域的不公，却会伤害人一世。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也曾指出，在走向平等的道路上，没有比免费提供公共教育更为伟大的步骤了。

想起过去住在西非洲落后国家的岁月，那种大门、栅栏必须时时深锁，以及24小时警卫，为自己和家人筑起一道道的保护墙；因为当地社会的贫富与社会阶级的落差太大，更因为教育水平的差异悬殊而造成一代接一代的恶性循环，富者越来越需要把自己和整个社会阻隔起来，而墙外的落后与混乱，也就一直不断地成为发展和治安的致命伤。

——《芬兰教育全球第一的秘密》

读到这段文字，脑海里浮现出的是《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这部电影。印度和西部非洲国家可不就是一样么——巨大的贫富差异，让富者没有了安全感；让贫穷者一代代的贫穷下去，成为整个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是什么让贫穷者的下一代没有机会改变命运呢？是不是就是教育的不公平呢？

“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是有着多么巨大的现实意义啊！

所幸，国家已经意识到了教育的不公平现象，但是，改变确实需要时间的。希望那些贫穷家庭的孩子不会等的太久。

四.教育的乌托邦

所有的学生在学习中得到人的待遇。在早晨的阳光中，他们哼着歌向学校走去，有时能停下来看看太阳；学生能经常地向教师提出有意思的问题，课堂上经常能有愉快的笑声；中午，他能吃到一份由政府提供的、全国城乡同一标准的营养餐；学生能保有自己的爱好，下午4点起，他们在球场上奔跑喊叫，或者在图书馆查阅资料，在实验室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晚上，做完作业后，捧起一本诗集，轻声的读给父母听……[1]

——吴非

这段充满温暖与诗意的文字描述，在我们大多数业内人士看来，基本上是属于“教育的乌托邦”了。现实中的教育不但与之相差甚远，福建的张文质老师干脆就认为“不是今天的孩子对不起教育，而是，基本上是今天的教育对不起这些孩子！”。

上学读书是为什么？显然不单纯是为了能够考上什么名牌大学，去做学问，去当科学家。上学读书更重要的目的是受到良好的教育，从而使人变得心地纯正、见识不俗、举止得体，谈吐文雅，成为一个受人尊敬和受人欢迎的人。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教育最核心的问题就应该是——它到底会对学生的一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它会成全什么样的人？

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轮又一轮的教育改革让我们对教育变革充满着期待，但是在“体制瓶颈”无法突破的情况下，教改更像是一场教育领域的“洋务运动”，小敲小打、缝缝补补，虽然对教育的发展有所助益，但是教育原有的根本性东西却并没有被真正的触及。我们依然是如此的急躁和急功近利；我们依然摸爬滚打在以高考为目标的教学流水线上；我们依然打着教育的旗号、以教育的名义做着一些反教育的事情……

其实，作为教育者我们都很清楚，学生的成长是一个艰难、缓慢而又充满快乐和美丽的过程，教育当然应该遵循成长的规律，教育当然应该充满耐心、宽容与等待，教育当然应该不仅对学生的升学考试负责，更要对学生一生的生命质量负责，要为学生的幸福人生奠基。

五．守住教育良心的“一厘米主权”

从上世纪90年代入行教育至今，已经有20余年了。在刚刚入行的年轻教师眼中，我已是绝对的老教师了。20余年的时间里，所用的教材换了一本又一本，教育理念更新了又更新，站在讲台上的我却越来越沉重。

我面对的学生群体，正值花季一样的青春年华。可是，他们几乎没有人不戴眼镜；他们从早到晚都坐在教室里，脸上总是挂着缺少户外阳光的苍白；刚性的制度与形形色色的量化考核让他们变得循规蹈矩、缺乏创造力；而日复一日的繁重学习，更是让他们相当一部分人对学习丧失了热情与兴趣。每每思至此，我就觉得自己是个帮凶，现代教育体制残害学生天性、扼杀学生身心健康的帮凶！

那么我自己呢？从不喜周六补课而在心里嘀嘀咕咕，到自觉的将周六划入正常的上班时间；从不解按成绩排考场的这种反教育行为，到镇定的询问学生“你是第几考场的学生”；从反感五花八门的评比，到争取自己所带的班级在评比中取得好成绩……林林总总的变化，只源于“大家都这样做”。我，已经被体制化了。

“体制化”是著名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演绎的重要概念。犯人老瑞德这样谈“体制化”：“起初你讨厌它（监狱），然后你逐渐习惯它，足够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它，这就是体制化。”而电影《生死朗读》中的女主角汉娜·施密特，则是体制内犯罪的典型代表。

法庭上的汉娜完全是汉娜·阿伦特[2]笔下的艾希曼[3]，优雅、温顺，而且理直气壮。在那里，刽子手被还原成一位普通的德国市民，忠于职守，对上级以及既有法令无条件服从。当法官质问她为什么只为不出乱子而宁愿让三百人活活烧死时，汉娜反问法官：“如果是你，你怎么做？”法官一时无言以对。相信这也是人们最怕面对的问题。体制、环境、“大家都这样做”等等就像是隐身衣，许多作恶的人都曾经穿过，而且还要为将来备用。

至于汉娜为什么还是被判终身监禁，影片并未完全展开，答案在德国的另一场真实的审判中。1992年2月，柏林墙倒塌两年后，守墙卫兵因格·亨里奇受到了审判。在柏林墙倒塌前，二十七岁的他射杀了一位企图翻墙而过的青年，克里斯·格夫洛伊，二十岁。

和上面的这位可怜的女人一样，亨里奇的律师也辩称这些卫兵仅仅是为执行命令，别无选择，罪不在己。然而法官西奥多·塞德尔却不这么认为：“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当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之时，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而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最终，卫兵亨里奇因蓄意射杀格夫洛伊被判处三年半徒刑，切不予假释。

——《自由在高处》

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个体主权。而所谓的个体主权无外乎两种：一是“对物”；二是“对己”。

“对物的主权”，十八世纪的欧美贤良已有精彩论述。如英国首相老威廉·皮特有关物权的至理名言——“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卫兵不能进”。至于“对己的主权”，则包括个体的身体自治（行动自由）与精神自治（思想自由）。最常见的情形是，人们敏锐于拥有“对物的主权”，而无视自己的思想与行为成为彻头彻尾的沦陷区，就像汉娜·施密特，就像因格·亨里奇。

被体制化了的我，有没有在思想和行为上彻底沦陷？……我确实需要躬身反省。

尽管以应试为主导的教育体制没有给教师留下足够的自由创造的空间，教师本身作为教育人的个性不足以与体制保持足够的张力，个性化越强，越易于遭致体制的排斥，但身为教育者，我想我们还是应该努力的守住教育良心的“一厘米主权”，这样，我们距离“最好的教育”才会越来越近，直至实现！

【结束语】

记住，希望是一件好事，也许是人间至善。美好的事物将永不消逝。

——《肖申克的救赎》

[2]原籍德国。20世纪最伟大、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之一。著有《集权主义的起源》。1933年纳粹上台后流亡巴黎，1941年来到美国。

[3]纳粹德国的高官，也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