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德山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教授、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
    党的十九大对“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问题予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前所未有的重视。尤其是对“党的领导”的内涵（地位、原则、要求等）作出了具有新时代特点的全新阐释，“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些重要原则和论断对于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义重大。

　　坚持“党是领导一切的”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承担的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

　　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始终强调共产主义政党对所承担的历史使命的责任。《共产党宣言》宣称，“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共产主义政党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起了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生产力革命、思想革命的重任。在这一系列通往共产主义的征途中，离开了党的领导是不可想象的。列宁在创建和领导俄国共产党的斗争中反复强调，党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力量。我们党在抗日战争中就提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原则，“党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强调“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居于领导核心地位、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是历史赋予马克思主义政党使命的必然要求。

　　坚持“党是领导一切的”原则是中国政党政治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我们党是中国的革命政党。103年前中国人开始践行政党政治。甲午战争中清朝军队的败北激发了那个时代仁人志士的爱国情怀，“立党救国”“以党建国”是他们的初衷。政党是民族的救星、国家的福神、人民的导师，是他们的共识。这与发育成长于独立的近代民族国家，有了一定工商业基础，因劳资对立而不得不进行议会制度改革，为选举而产生的西方政党政治截然不同。但民国初期，多数上层社会人士在专制帝制结束之后热衷于组党结社、竞争竞选、议会内阁，似乎西方式民主政治在中国很快实行。然而，“宋案”猝发，“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解散国会和省议会，这种效仿欧美政党政治的活动短短两年遂告失败。孙中山先生事后痛定思痛，得出结论：中国革命要想成功只能由唯一真正的革命政党来领导，革命胜利后绝对不能出现多党竞争的局面。不过，他创立和组建的革命组织由于坚持唯心史观、“以人治党”，并没有达到自己设想的目标。只有“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中国共产党，才是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所追求的那样的政党组织。因此，坚持“党是领导一切的”原则是中国政党政治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没有前提地搞“党政分开”危害大

　　新中国成立后，“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除了极个别情况下极少数人变相怀疑外，一直是全党全民的共识共知。但改革开放后，这一真理性的认识却被蔑视，嘲讽共产主义革命理论，怀疑、嘲弄中国近代革命历史的少数所谓专家、学者的奇谈怪论混淆了视听。加之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党内有些人在党的领导体制改革探索方面，片面理解了“党政分开”的正确含义，在实际工作中削弱了党的领导，比如简单地从政府部门撤销了“党组”设置。尽管1989年下半年后这种状况得到了纠正，但许多人对其消极性影响缺乏应有的认识，“一个时期以来，有的人在这个问题上讳莫如深、语焉不详甚至搞包装，没有前提地搞党政分开”。（王岐山语）在实际工作中，不少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干部不重视“党的建设”工作，有的人甚至认为党内的规章制度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严格起来也会影响自己的职场关系和仕途发展。轻视党建工作又直接影响了“党的领导”工作的落实，甚至有不少干部将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大事简单地等同于GDP的增长。

　　“党是领导一切的”原则重新得到全党全军全民的体认

　　针对弱化党的领导、削弱党的建设的现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巨大的政治勇气、顽强的意志品质给予了有力的纠正。习近平同志要求“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必须树立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大局看问题，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他尖锐地反问：“如果我们党弱了、散了、垮了，其他政绩又有什么意义呢？”五年来，习近平同志对坚持党的领导充满了高度自信，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在实际工作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确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时，始终把坚持党的领导原则和要求置于核心地位，贯穿于方方面面。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要从“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体制机制”等六个方面入手，“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从而为实现“十三五”规划提供坚强保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只有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才能确保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成功；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指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与此同时，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对那些认同西方“普世价值”，借用、接受西方政治话语、主张顺着西方制度来的观点，习近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批评道：“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真经’，‘真经’没念好，总想着‘西天取经’，就要贻误大事！”三是通过抓思想从严、抓管党从严、抓执纪从严、抓治吏从严、抓作风从严、抓反腐从严等举措，全面推进从严治党。

　　经过五年的努力，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得以消除，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党群关系明显改善，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威望重新树立。“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一“领导核心”内涵的论断，再次成为全党全军全民的共同体认。

　　完整准确地把握“党是领导一切的”原则的科学内涵

　　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坚持“党是领导一切的”原则的科学内涵作了原则性、指导性阐述。根据大会政治报告的精神，在新时代坚持党的领导：一是全党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二是党的领导体制机制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即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三是党的领导具体体现在“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方面，党需要不断提高这些方面的能力和定力。这样才能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发挥“党是领导一切的”领导核心作用。

　　党的十九大修订的新《党章》从多方面、多角度对“党是领导一切的”作了明确规定：党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党必须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在同级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党必须集中精力领导经济建设，组织、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围绕经济建设开展工作，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党必须实行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做好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发挥全体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监察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党必须加强对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等群团组织的领导，使它们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充分发挥作用；党必须适应形势的发展和情况的变化，完善领导体制，改进领导方式，增强执政能力；共产党员必须同党外群众亲密合作，共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

　　在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新征途中始终坚持“党是领导一切的”原则

　　党的十九大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即从现在到二〇二〇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习近平同志同时严肃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其间必然要经历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其中，“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是首要的斗争任务。这就要求我们：第一，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政党学说，特别是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党的领导”“党的建设”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第二，认真研究中国近代政党政治发展逻辑，特别是从中国共产党97年的奋斗史中，深化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就无法实现现代化，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华民族就无法实现伟大复兴等根本问题的认识；第三，在新旧对比、中外对比、境内外对比的现实基础上，深化对“四个自信”的理论认识，进而形成中国共产党充分的“政党自信”自觉；第四，灵活运用思想理论、党内法规、宪法法律武器，同一切嘲讽、诋毁、否定“党是领导一切的”言行作不懈的斗争。（信息中心魏省瑜主任推荐）